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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教学——就中国教师关心的问题访马飞龙教授  

2010-12-23 18:49:47|  分类: 读书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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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慧娟

什么是好的教学——就中国教师关心的问题访马飞龙教授 - 方人也 - 方人也

  马飞龙(Ference Marton),变易理论创始人。曾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育和教育研究系教授、哥德堡大学名誉副校长。现任香港教育学院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誉教授。获瑞典教师联合会为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作出突出贡献者颁发的国家FridtjuvBerg奖(2006)、欧洲学习和教学研究协会为对学习和教学科学作出突出贡献者颁发的Oeuvre奖(2007)。

 

  无论教学怎样改革,教师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记者:马飞龙教授,您了解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吗?

  马飞龙:首先,我要承认我对中国教育了解有限。但是,我又对中国教育十分感兴趣。中国的教育内部差异很大。我关注比较多的是一些大城市的数学教育,我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出色的。我钦佩中国的教学艺术,但也看到一些与死记硬背和重复学习相关的消极教学。

  记者:您了解中国大陆在过去的10年中所进行的大规模课程和教学改革吗?

  马飞龙:我对课程改革的了解有限。据我所知,中国大陆的课程改革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地区)的课程改革差别不大,尤其是我参与相当多、十分了解的中国香港的课程改革。

  全世界都有一个趋势:讨论建构主义、学生中心、动机等诸如此类的话题。中国也处于这个趋势中,比如香港和大陆的人们认为要开放,要变得更加以学生为中心,更加注重批判性思维、富于创造性,开发一般能力,等等。在中国,大家可能认为学生在这些方面并不是太擅长,所以要想办法来发展这些能力。

  另一方面,在所有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像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等我称之为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其学生表现最为出色。但是它们的课程改革却倡导建构主义、学生中心、创造性、批判性思维、一般能力等。这些是来自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这些西方国家本身并不是十分成功。他们也想向这些已经比较成功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学习。

  所以,这就存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西方发生了什么?所有的课程改革都让教师不要讲太多,或者说教师不能做太多。你应该让学生积极主动,给他们空间。而且,学生应该参与到真实的学习任务中。结果,在西方的很多国家中,如我的祖国瑞典,教师被边缘化了。他们被迫放弃对学生学习的责任。人们说,学生自己承担了学习的责任。如果你想要学习,如果你具备动机,那么你能够学很多东西。但是,事实上,很多东西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是无法学习的。如我所知,中国教师的优点在于,他们在准备教学和课程的时候十分细致。他们考虑周到,注意学生可能犯的错误。如果放弃了这个,也就放弃了这个优点。我在香港经常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正在香港发生。他们走得太远了,这是危险的。

  在我看来,倡导建构主义、学生中心、一般能力,绝不意味着教师放弃他们的责任和教学内容。比如在香港,人们也讲建构主义。但是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本身并不能在真空里发生。没有内容,谈何创造性的方式。这一点十分重要。我有一些同事研究了中国的课堂好几年,他们发现当中国实施课程改革时,这种改革就会被中国的传统所改变。教师试图获得一种平衡,教学也就变得既以学生为中心又以教师为中心。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中国教师的教学十分出色?您是怎样发现的?他们在哪些方面表现出色?

  马飞龙:中国教师和学生表现出色,尤其在数学和科学学科方面出色,国际上有很多研究可以表明这一点。他们十分关注学生怎样理解所学内容,以及可能存在的错误理解,并尽力把这些融入教学。为此,他们仔细地设计课,十分注意细节、内容以及对内容的处理。

  为什么中国教师这么出色?我的理解是,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师范教育做得很好,而是因为在职培训以及他们培养新教师的方式,就目前而言,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也与中国的大班额教学有关。我认为,中国教师在教学上花的时间相对较少,而在共同备课以及实施教案上面花的时间较多。实际上,比如在瑞典,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模式。教师的主要工作精力应该用在准备、设计以及实施教学上。

  因此,这与我讲的要更加关注对内容的处理、学生对内容的理解、教师对内容的教授是相关的。这是教学核心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就必须有足够的时间。

  应从教学目标出发来决定教学能走多远

  记者:刚才您提到很欣赏中国教师备课的细致。事实上,有的时候,教案是十分详细的,可能会细致到对某个特定问题如何回答,课堂上什么时候要讲什么话等。你怎样看待这种详细的备课?你认为这样做好吗?

  马飞龙:同样,这个问题我了解有限。但是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的一个同事就对中国的特级教师进行了研究。她想发现在中国什么样的教学被认为是优秀的。

  我认为,就备课的细致性而言,这些优秀的教师考虑到了学生的理解。比方说在备课中,他们会说,如果我这样教,一些学生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而其他学生则可能会产生那样的误解。所以,当他们有那样的误解的时候,我就会接着这样说。由于他们的经验丰富,因而能够以某种方式来预测学生在理解内容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没有考虑到学生的详细备课是十分有害的。1990年,一位叫做林佩(Lynn Paine)的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很出名的文章《教师作为行家:一种中国的教学模式》。她认为中国教师是出色的表演者,但是学生是他们被动的观众。现在她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而我的一个同事认为,不能说中国教师是出色的演员,学生是观众。而要说教师是导演而学生是演员,他们按照没见过的剧本来表演。她认为优秀的中国教师给予了学生空间,因为教师提问,提有难度的问题,提学生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么,学生可能会觉得“我在思考,我自己思考,我自己试图找出什么来”。这是因为教师仔细地设计了问题。可以说,是教师在为学生打造空间。而在瑞典的班级中,教师只是打开这个空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由你自己去发现。但是中国教师很仔细地确保学生发现他们需要发现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在给予学生空间和教师需要仔细备课并帮助学生,这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我预测,一些诸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他们跟随西方模式走得太远了,5到10年之内,他们会因此而倒退。他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像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芬兰,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更注重怎样处理内容。而瑞典就只是放开,并把责任交给学生。结果芬兰往上走,而瑞典往下走。

  记者:要怎样控制学习空间才是合适的?

  马飞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你遵照学习目标,那么这个空间就不会太宽或太窄。

  集中于学习目标,这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原则。但是与之相关的还有第二个原则。如果你组织讨论互动、以学生为中心,那么以学生为中心最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让学生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而是注意到他们在思考什么、说些什么,注意所有与学习目标有关的东西。不管学生有什么想法,你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你没有预料到。

  这种对学生的开放性,对教师的要求相当高,而且也是很有难度的。就如人们之间的任何交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为了彼此相互理解,你不得不保持开放。这也就是为什么教师需要利用他们对学生惯用思考方式的了解。因为,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预测的,比如说对于一名新教师来说,要试图注意学生说的东西就很难。因此,具备背景知识、清楚学生可能的想法以及对学生说的东西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把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优秀教师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所以,在讨论详细备课时,如果你不支持教案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么这种备课就是有害的。如果你保持开放的态度,并去支持,即使你没有预料到,那么详细备课就有可能是好的。

  教学方式,也就是对学习的安排,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我认为,如果你只是去倡导某种安排自身,那么这种做法是有害的。比如说,学生应该以小组的形式学习,如果他们不以小组的形式学习就不对,我认为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应该改变。教学方式有全班教学、小组学习、个体学习,等等。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你的学习目标。方式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在香港,我们的一些同事是外国人,他们不懂广东话,但是却去学校做教师教育者。他们不理解教师讲的话,只是看看课堂,如果他们看到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学习,他们就会说“这是好的教学”。到另一个班级,如果他们看到的是全班教学,他们就会说“这是差的教学”。这种做法是很糟糕的。

  记者:在教什么和怎么教之间您能给一些建议吗?老师们常常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比如,有的时候,强调教学方式改革,可能会忘记教什么的问题。关注了教学内容,往往又容易忽略教学方式。

  马飞龙:这就是我之前讲的,把怎么教放在第一位,事实上是不对的。要问这样的问题:怎么教这个特定的内容?我的观点是,学习目标,也就是希望学生学到的东西,绝对要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只是内容本身而已。

  比方说,教高与三角形的内容,你是要让他们仅仅理解什么是三角形的面积,还是要学会计算;是只学会计算特殊三角形的面积,还是会处理任意三角形?学习目标指的是内容以及希望学生能够学会做什么。这是首要的问题。

  接着才是第二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帮助学生学习?”这两个问题的顺序不能颠倒。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关于课程的问题。也就是,学生是否应该学习三角形或者其他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课程论的问题,是政策性的问题。我没有研究。但是一旦你决定了要学什么,接着,就是怎样帮助他们来学的问题。这两个方面要分开来谈。

  中国教学理论比较缺乏科学验证

  记者:关于变易理论,其实有许多中国教师不知不觉地在运用和实践其中的某一点(比如变式教学),但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你们在香港做的课堂学习研究与中国大陆的教师做的课例研究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想了解的是,教师如何能把经验提升为科学理论?他们应该怎么做研究?

  马飞龙:很遗憾,我见过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研究生。他们通常不是很擅长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他们可能很聪明、杰出,但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总的来说,缺少两种东西。第一是系统的研究;第二是显性的、科学的理论。特级教师有自身的理论。中国教育中有很多理论,一般来说是不同的教学方法。但这些理论都是基于实践的,它们没有被科学地检验。这是不足之处。

  所以我个人认为,课堂学习研究会在中国开展得很好。因为这是关于内容的准备、怎样教的研究,而且大家一起工作、实验、研究课。这些都是一样的。我们做的课堂学习研究能够有两点贡献,其一,它始于一个显性的理论(变易理论),然后测试这种理论。可能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你会由此发现这一结论。其二,课堂学习研究是教师做的一种研究。他们会进行前测和后测,通过测试来检验是否成功,并努力通过课堂上发生的事情来理解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这是学习和教师行为的系统联系。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贡献,而且我个人认为学生的学习以及这种学习的条件之间的联系,是教学的核心。

  如果中国大陆的教师也投入这个领域,会是很棒的。我个人认为大陆的条件会好很多。因为这与他们正在做的东西更接近。

  关于教育研究,我还想多说几句。在这个领域,你会在论文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名字。但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像美国教授。中国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无足轻重。有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学的论文,如我之前提到的林佩,但他们也是美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有见地,但是很少看到住在中国的中国学者发表国际性的论文。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美国人自己总是抱怨他们自己的教育体系,他们失败了。但是所有的杂志都遵循美国人的论文模式。中国做得很好,但在这些杂志中却看不见。我认为研究的魅力在于你作出了贡献,你丰富了人类的知识。而且,我认为有必要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学。课堂学习研究在这一方面可能可以做点什么。

  记者:我们也期待有新的科学的研究方式进入中国课堂。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相信您的真知灼见会让中国教师十分受益。

  (本文由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郭建鹏博士翻译。)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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